主頁 > 出版 > 聖樂欣賞 > 認識我們的音樂人 > 江文也
 



江文也生平       撰文:蔡詩亞 (一九九六年八月)

  江文也原名江文彬,1910年6月11日出生於台灣省、台北縣淡水鎮,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家中兄弟三人、排行第二。由於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清政府割讓台灣,故台灣省自1895年至1945年期間為日本的殖民地。江文也就是這樣在日治時代的台灣省出生,後因其父在家族商務上的需要,自小就全家移居廈門。在廈門期間,江文也曾受過中國傳統私塾教育,直至八歲才進入由日治台灣政府在廈門經管的日文學校旭瀛書院就讀。江文也天生喜愛唱歌,而廈門當地由基督教傳教士所舉辦的「青年會」也就成了他的音樂啟蒙地方;故此可以說,江文也最早接觸的也就是教會歌曲,而第一件樂器會是教堂內的風 (鋼) 琴。

1923年,在他十三歲時母親逝世,其父就將江文也送赴日本進入長野縣上田中學就讀。由於其兄江文鐘已在日本求學,寄宿於日本的管家中,因而兩兄弟可互相照應;同時他在廈門就讀的是日文小學,故在日本並無語言上的困難。從1923至1929年中學期間,江文也曾接觸過教會團體,而且在精神上 (靈性上) 也曾接受過一位女牧師的支持與鼓勵。在1947年11月當北平 (京) 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初版“聖詠作曲集 (第一卷)”時,江文也在該集第151頁、標題為【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 完成後】一文,開始就有以下的一段文字:『自從我見了雷永明神父 P. Allegra,同時、「聖詠」也重新提醒了我的意識,在我進中學時,有一位牧師贈我一部「新約」,「新約」的卷末,特別附印「舊約」中的「聖詠」一百五十篇,從此它就成了我愛讀的一本書。』

   1929年 (19歲) 4月,江文也進入東京武藏野高等工業學校修讀電機,在學期間 (1930年7月開始) 課餘時隨聲樂老師阿部英雄習聲樂。同時、這個時期的江文也已開始到基督教團體參與崇拜。

   1929至1932年當他在高等學校期間,除私下跟隨老師學習聲樂外,對於當時被稱為「現代樂派」的德布西 (C. Debussy,1862-1918)、巴爾托克 (B. Bartók,1881-1945)、拉威爾 (M. Ravel,1875-1937)、史塔溫斯基 (I. Stravinsky, 1882-1971) 等作曲家的作品都非常著迷,而且不斷私下鑽研。故此,現在一般音樂學者都認為江文也是一位自學成功的音樂家。

他在音樂上的成就,除了他天生喜愛歌唱外,環境的造就相信是重要的一環。廈門的孩童期至日本的青少年期,他在教會團體內的崇拜時刻,實在就是他歌唱的機會,這也是他在日本期間首先在聲樂領域上成名的搖籃。1932年 (22歲) 在高等學校畢業後,江文也隨即參加了一家唱片公司的測聲並且合格。在該年5月,江文也以「江文彬」的本名參加事時新報主辦的日本第一回音樂大賽聲樂組,而且入選;第二年 (1933年) 又參加同一音樂大賽的聲樂組比賽,也是入選;從此奠定了江文也的聲樂家地位。

之後,由於他對音樂的嚮往,也對「現代學派」的認同,所以覺得創作正就是他的路途。從工科轉至成為聲樂家,並且走向作曲家的路途,實在需要一份勇氣與忍耐。期間他曾短時期跟隨田中規矩及橋本國彥習鋼琴和作曲,也曾私下請教於日本著名音樂家山田耕作 (Kosaku Yamada, 1886-1965)。

1934年江文也參加了第三回音樂大賽的作曲組,並且在決賽中得到第二名,他終於實現了當作曲家的心願,同時也為他走向作曲家的路途奠定了基礎。同年12月4日江文也被推薦加入「近代日本作曲家聯盟」並成為正式會員;從此江文也更有機會及義務以會員的身份在作曲的領域上向前邁進。作為音樂家的江文也,雖然在作曲方面已進了首步,但並沒有放棄在作為聲樂家的位置,而是在演唱及創作活動上同步前進,也屢獲好評。

從1934至1937年期間,江文也在日本都有參加每屆的作曲比賽 (1935年獲第三名、1936年獲第二名、1937年也是獲第二名),這不僅使他在日本出名,而且在1936年還以管弦樂曲 “台灣舞曲” 獲柏林第十一屆奧林匹克國際音樂比賽特別獎而晉身國際樂壇。1938年也以鋼琴曲“斷章小品” 榮獲威尼斯第四屆國際音樂節作曲獎。這時期江文也遇上了一位對他影嚮深刻的俄國鋼琴家及作曲家齊爾品 (A.Tcherepnin,1899-1977)。齊爾品當年在中國及日本提攜青年新進的作曲家,將他們的作品收集並放在他的《齊爾品收藏集》Tcherepnin Collection內出版,因此江文也的作品有機會在國際音樂領域裡出現(包括巴黎、德國、瑞士、紐約等地)。

1938年4月江文也接受音樂教育家柯政和之邀請,受聘於北平 (京) 師範大學任作曲教授。從此,江文也回到祖國,放棄他過往在音樂上的得著,開始他發掘中國音樂的「傳統」工作;同時、創造新的要素,再加上這「傳統」。這正是江文也對音樂的執著,他認為「創作」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像往昔的賢人,(他們曾) 根據「傳統」而在無意識中創造了新的文化 (再) 加上「傳統」似的。今天我們也應該創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這「傳統」……。在孔孟時代,我發見中國已經有了它固有的對位法和大管弦樂法的原理時,我覺得心中有所依據,認為這是值得一個音樂家去埋頭苦幹的大事』。無怪乎在1948年解放前,有人邀請江氏一家前往香港時,江文也的答覆是:「我不能離開賦予我創作源泉的北京,祖國音樂素材的挖掘工作 (已) 永遠佔據著我整個的心田。」

從江文也在日本中學畢業以後至回到北京 (1932至38年春) 期間,這段時期正是他在音樂旅途上的開始及成名階段,甚至作為日本音樂界代表而在國際樂壇上活動。雖然江文也遷居北京,但從1938至42年間,他的作品仍有在日本樂壇上出現,這正表示江文也在日本的音樂家地位是如何受重視。而在中國境內,當江文也踏足北平時,正是中日交戰期內 (1937至1945:八年抗日戰爭);對於這位出生於台灣、小時在廈門接受日式教育、後在日本完成中學及高等教育,並且在音樂領域上成名於日本及國際樂壇的台藉中國人……縱然他只是一位徹頭徹尾、正正直直、醉心於音樂藝術的人,他是政治邊沿以外及之外的人,但政治卻來擁抱和單戀他。

為研究中國的古代音樂,江文也特別專注於傳統的祭孔儀式,因為他發現孔子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粹。他認同『禮記』一書中的 (樂記) 所記載的:【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 用“禮”指導人民的行為,使之規範化;用“音樂”感染人民的情操意志,使之和協一致。【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一個真正懂得音樂的人,同時也講究禮的;只有把“禮”及“樂”都掌握於自身的人,才能被稱為有德者。這正指出江文也認為“「創作」並非憑空捏造”的一個注腳。1939年底,他廢寢忘餐,一氣呵成他已研究五年多的管弦樂曲“ 孔廟大晟樂章”-- 作品編號30,這也是自從江文也回到祖國北京後,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份作品;而此樂曲的主旋律,日後亦在他所創作的聖詠第100篇-- 請萬民尊崇天主 (Op.40, No.100) 中出現。

1945年9月,八年抗戰終於走向勝利,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江文也興奮至極,他通宵達旦將花了多年心血寫成的“孔廟大晟樂章”總譜重新裝訂,並寄給了李宗仁轉呈蔣介石先生,以表示他對自己出身地‘台灣’能回歸祖國懷裡的喜樂,也是對國家的敬意。這份「純真」使江文也自投籮網,看來無風無險的他竟落到鐵窗生涯,他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拘禁在政治犯的監獄裡,十個月後以「不起訴」被釋放。期間他在獄中認識了一位出生於中國、很喜愛中國文化且精通中國兵法的意大利人李安東上尉 (Cap. A. Riva)。正因為江文也與李安東的關係,他為天主教創作聖樂亦正式揭開了序幕。

論到江文也創作天主教的中文聖樂,則必須提及雷永明神父 (P. Gabriel Maria Allegra, ofm1907-1976)-- 屬方濟會會士。由於他一生以聖德和學識服務了教會(現時我們能人手一本的中文聖經,也正是雷神父的生平傑作),現整個教會團體正期待將雷神父列入聖品的行列。因他與基督的密切聯繫,使我們能對他猶如我們對童貞瑪利亞及天上諸聖加以特殊的尊敬,以彰顯天主的奇恩,並獲我們對他敬禮與仿效。在1945年8月2日,雷神父召集了四位青年的方濟會會士 (李士漁、李志先、劉緒堂、李玉堂) ,在北平輔仁大學的西煤廠正式成立 “思高聖經學會”,開始全力翻譯聖經的工作。

思高聖經學會成立的前後,實在經歷過很多波折,讀者若與此有緣份,可參閱「雷永明神父回憶錄」。另方面,學會成立後,雖然正遇上中國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刻,但時局並非那麼安定。天主上智的安排,也非常巧妙,“聖詠集”(The book of Psalms) 在學會的仝人合力耕耘下,首先在翌年 (1946年) 9月15日面世。因中文“聖詠集”的出版、雷永明神父的聖德與遠見及江文也的才智,就在這期間巧妙地相遇。透過雷永明神父的要好朋友李安東上尉 (上文提到江文也獄中的朋友),雷神父與江文也結為摯交友好。在雷神父回憶錄中清楚的記載:『李安東先生給我介紹江文也大師(按:大師 (Maestro) 指曾受高深音樂訓練,並專職音樂教育工作及創作的專業人士),我就送給他數星期前出版的中文“聖詠集”。他不是把它閱讀,而是把它吞了下去,好像他感到了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力,要把以色列民的那些詩篇 (Psalms) 全部譜成歌曲。我審慎地使他明瞭,我不能保證給他報酬;但他堅持說,當他在獄中認為自己的案子難以解決時,那是他向天主許的願』。由這段回憶錄片斷及【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在我進中學時,有一位牧師贈送我一部「新約」,「新約」的卷末特別附印「舊約」中的「聖詠」一百五十篇......」。江文也與「聖詠」實在有一份緣。雖然他不是教徒,他創作「聖詠」只是他音樂創作事業的一部份,但這「事業」對江文也殊不簡單!

  從他接受雷神父這份創作「聖詠」的邀請後,據筆者與陳維統神父、李士漁神父及劉緒堂神父的訪問交談中得悉,江文也在其後每星期日都前往方濟會的會院聖堂參與該團體的上午九時彌撒,且風雨不改;他不時也參與會士們在星期日下午四時的主日黃昏祈禱 (唱拉丁聖詠 Psalms) 及在大慶節時帶同夫人及兒子們前往。平常他總是坐在聖堂最後的位置,聆聽著會士們在禮儀中的詠唱 (當時是屬梵二前的禮儀,故全部都以教會法定的拉丁文詠唱或誦讀)。據上述三位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長輩所提供的,多次當江文也完成一首中文聖樂作品時,總是興緻地在該聖堂內,以他美妙而雄偉的聲線邊彈邊唱的與會士們共賞,並且謙遜地請教他們的意見及感受,這情況也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 (大約一至兩年)。

在這裡不能不提的就是,雖然當時在教會禮儀中不能以拉丁文以外的語言誦念或詠唱經文及歌曲,但雷永明神父仍然鼓勵江文也繼續創作中文聖樂 (尤其是彌撒曲),並且將江文也的中文彌撒曲及聖詠117首 (Op.40 No.117) 寄往比利時的天主教聯合音樂協會作公開交流。這樣的行動為當時實在是一份大膽的遠見,不過此遠見實在亦成了中國教會日後在中文聖樂創作上的一份鼓勵及基礎 (當時雷神父除接受了非教友的中國音樂家江文也外,同期也與另一位非教友的畫家蔣兆和結為友好,而初版的江文也“兒童聖詠歌集”封面正就是蔣先生的傑作)。雷永明神父的胸襟廣闊,造就了江文也的中文聖樂創作,而江文也的回應 (縱然江夫人吳韻真女士表示,江文也的「聖詠」創作,只屬於他音樂創作事業的一部份。),也讓我們看到天主上智的安排是何等奇妙莫測,實屬人算不如天算。正如江文也所謂:『有了某一種才能,而要此才能發揮於某一種工作上時,真需要一個非偶然的偶然,非故事式似的故事!我相信人力之不可測的天意!』。

於1947至48年間,就在雷永明神父的支持及鼓勵下,江文也創作了共64首中文聖樂作品。據上述三位方濟會 (李士漁、陳維統及劉緒堂) 神父兼當事人提供,每星期日,當江文也聆聽會士們唱頌彌撒後,都必定在修會之小客廳內與雷永明神父相聚交談 (每次大約半小時至一小時),這表明他們兩人的交情非淺。


「雷神父,天帝創造了宇宙的一切,他還要我們來幫助他,再創造一些加上這一切」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 江文也


延伸閱讀:

- 觀看全篇研究文章
- 欣賞江文也中樂伴奏聖樂作品
- 江文也64首作品(禮樂集41)
- 江文也百周年冥辰紀念特輯

(本文上載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江文也夫婦墓碑 江文也夫婦墓碑

攝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北京八寶山